吕德文：监督下乡与基层超负：基层治理合规化及其意外后果｜政治学人大学问

自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以来，三年间党中央聚焦于文山会海、督察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为基层治理工作减负。但目前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仍然深受内卷化困境的桎梏。在此种状态下，基层政府只能陷入有增长无发展、资源投入而行政空转的内耗泥沼。

政治学人团队于2021年12月26日晚在线上举办了“基层治理中的减负悖论”大学问研讨会。政治学人哔哩哔哩B站直播间实时在线观看人数最高达8000余人，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嘉宾发言收获了一致好评并引起广大学人反思。我们已在政治学人B站平台上传直播回放视频，并将在微信公众号陆续发布嘉宾发言内容的回顾推文，期待您的持续关注！

  嘉宾介绍

吕德文

吕德文
武汉大学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发言回顾

在我国监督体系完善的背景下，国家治理监督体系与监督网络优化取得重要成果，这个过程既参考了国际的一些通行原则，也蕴含了国内的一些特殊机制。但基层超负的问题仍然存在，其与监督下乡的关系以及其如何被解决值得进一步探讨。监督下乡本质上是合规性审查，其在监督对象上体现了对事监督与对人监督的结合，在结构上形成以政治监督为首、其他类型监督共同构建的梯次结构，在过程上可以总结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督方式。监督的类型则主要可以从内部、外部；直接上级、跨级两个立体维度进行区分。其中，跨级监督具有刚性特征强、“控制权”上升对冲“事权”下放等特征，已然成为基层治理中重要的影响要素。监督下乡的技术基础可以从传统技术和新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传统技术的角度来说，分别可以从政策过程、科层制和政府结构进行再造。从新技术的角度来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为监督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监督技术的运用加强了监督的强度，压缩了“讨价还价”的空间。合规化的效果主要受可监督性、合规性成本两个因素的影响，分别与前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当前监督的可监督性（刚性）加强的同时，自由裁量权压缩等原因却导致合规性成本提高，基层超负的结果便自然地出现。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即以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目的的监督下乡，反而加重了基层负担。

  观众互动

问

请问吕老师，监督下乡这一举措是否会有地方性差异呢？

据我所观察，差异并不大。就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带来的工作负担而言，发达地区并没有出现基层负担小于欠发达地区的情况，甚至可能会比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大。就执行任务的负担总体来说，其情况可能受历史阶段影响。

答

编辑 | 刘   棨

校对 | 大  兰、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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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中的减负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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